发布日期：2025-05-24 05:37 点击次数：149
【长征传奇连载18】
1934年8月12日，担负着为长征引敌探路的红六军团，九死一生突出重围后，在湖南桂东寨前圩前的河滩上召开长征誓师大会。27岁的军团长肖克从主席台上望着河滩上9000多名衣衫破烂、武器简陋，但精神饱满的将士们，并不知道他们将要经历多少牺牲和苦难？有多少人能够活下来？更不知道他们这次远征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50年后，1984年3月9日，已是开国上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的肖克将军，在风景秀丽的北京西山脚下接受一名名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美国老头的采访时，回忆起了那场充满血雨腥风的苦难征程。
北京早春的阳光带着西山树林中的鸟鸣声，透过窗明几净的玻璃，照射在那座小楼铺着地毯的会客厅里。与肖克将军年龄相仿的索尔兹伯里坐在宽大的老式沙发里，任阳光照在自己76岁的满头白发上，静静地倾听着肖克将军的叙述。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年轻时曾活跃于反法西斯战场。1944年，他在苏联认识了同是记者的埃德加.斯诺，并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被红军长征不屈不挠的精神所震撼。斯诺在《西行漫记》序言中写到：“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为了写出这部史诗，索尔兹伯里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在1972年，当时中国还比较封闭的情况下，时任美国作家协会主席的他就申请带领美国作家团到中国采写长征，但没有得到批准。他并没有放弃，等待了12年，等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获得了中国官方的批准。
展开剩余87%在肖克将军的叙述中，时光回到了五十年前那场远征，肖克将军提到了一张地图和一个名叫薄复礼的传教士。
现在说起来，真的让人不敢相信：红六军团近万人的远征，行军作战竟靠的是一张从中学地理课本上撕下来的、只有20×20厘米大的中国地图。
如果要拍摄电影或电视剧的话，我们看到的画面将不是红六军团的高级指挥员们在巨大的作战地图前运筹帷幄，用红蓝铅笔标出部队行军或进攻的箭头，而是几个20多岁的小年轻挤在一起，脑袋凑着脑袋，看着其中一人手中捧着的从中学课本撕下来的地图，讨论着部队的行军路线。
在根据地作战时，他们可以不需要地图，因为红六军团的将士大都是生于斯，长于斯，他们对这块土地太熟悉了，但军队要远征，行军打仗大都是在陌生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如果没有地图作引导、或者地图不准确，往往会输得很惨。当部队行在迷宫般的崇山峻岭之中时，课本上的地图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特别是红六军团进入“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后，面对的是与湘赣苏区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山高路少，交通闭塞，许多地名在正规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更不要说中学地理课本上的地图了。而倒霉的是，偏偏又遇上个仅靠地图指挥红六军团行军作战的外国人李德。红六军团指挥机关没有详细的军用地图，而中革军委来电所规定的行军路线又很具体，而且不准改变。有些地名问当地居民，他们久居山寨，二三十里外的村寨道路就说不清楚。无奈之下，任弼时电告中革军委：“希望以后布置行动时的小地名（要）指明其所靠近的大地名。”
由于没有准确的军用地图作指导，使在湘桂黔3省被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六军团没少吃亏，不能了解地形，不能判明敌情，部队经常走弯路，或是贻误战机，或是
被动地与敌发生遭遇战，
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
天不绝人路。从甘溪突围后，红六军团终于得到一张能挂在墙上看的贵州省的大地图。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4年10月2日，经过55天艰苦征战的红六军团攻占了贵州黄平境内的老县城——旧州。
旧州城里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军在城里驻扎下来后，肖克就和王震、任弼时等将领一起前往天主教堂去参观。在教堂大厅里，肖克发现墙壁上挂有一张比较大的贵州省地图，大喜过望，征得教堂的同意后立即取了下来，遗憾的是上面全是洋文，大家均不认识。肖克立即命令部队中粗通英文的干部来识别，这位干部讲：他也不认识，肖克正想发火，有过留苏经历的任弼时毕竟见识多一些，仔细一看，告诉大家：地图上的文字不是英文，好像是法文。这可怎么办呢？
突然，他们想起从黄平到旧州的路上，抓到几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传教士。当时，把妇女和孩子放掉了，留下了一名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因为传教士大都能治病，留下他主要是为了给连续转战的部队日益增多的伤病员治病。但这位英国传教士懂法文吗？管他的，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再说。
肖克立即命令把薄复礼请来。没想到，这名传教士还真懂法文，关键是，他还懂得中文，这样与肖克沟通起来就没有障碍了。本来，薄复礼对红军是有敌意的，认为他是被“绑票”了，叫被红军释放的太太回去赶紧准备赎金来赎他。但他被年轻阳光、热情和善的肖克所感染，一个晚上就把地图上所有的法文翻译成了中文。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还尽自己所知，不断地告诉肖克贵州各地的风土民情和地形地貌，甚至当地地方武装的一些情况，使肖克大为感动。
肖克将军对索尔兹伯里回忆到：他当时对传教士的印象也是不好的，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但经过与薄复礼合作翻译地图的这一晚接触后，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他帮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我作为一个独立行动的军队指挥员，在困难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帮助，不管时间多久，也难忘记。”后来，红六军团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湘西，全是靠这张地图。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并没有释放薄复礼，而是让他跟着队伍走了整整十八个月才释放。
肖克将军带着愧疚的心情嘱咐索尔兹伯里：“如能见到这位友人或其家属，请代致问候！”
采访完肖克将军后，索尔兹伯里还采访问参加过长征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然后他仍然怀揣心脏起博器，带着打字机，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历时七十四天，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并写出《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风靡全球，在长征过去半个世纪后，再一次在全世界引发长征热。
索尔兹伯里没有忘记肖克将军的嘱托，回到美国后，开始寻找薄复礼。很快，索尔兹伯里找到了薄复礼写的《神灵之手》。虽然这本书只被当作一个英国传教士在中国经历的口述自传，在美国没有什么影响，早已绝版多年，但索尔兹伯里从中发现一个重大事实：薄复礼写的《神灵之手》是世界上第一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了整整一年。该书出版时，肖克所在的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
那么，这名被红军“劫持”了十八个月之久才获得自由的薄复礼，究竟对红军是一种什么态度和评价呢？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了，无论正面负面的态度和评价其实都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这本书中所讲的一切，都是薄复礼最真实的感受。
索尔兹伯里怀着好奇的心情打开了这本书。书中讲到:
“1934年10月1日，是我来中国12周年纪念日，是我难忘的日子。那天，我们参加了一次传教士聚会活动后，归来时决定沿小路前行，前方一个小山村遥遥在望，我们兴致勃勃地爬上一座小山包，小村庄一览无余，还没等下山，这时从树林中冲出了一群持枪者，拦住了去路。万万没有想到，这就开始了让我永生难忘的18个月的艰苦行程……”
薄复礼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肖克所留下的印象：“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他率领的部队仅靠一张中学课本上的地图来决策战略方向。”
离开旧州后，薄复礼跟随红六军团，开始了他的“长征生活”。薄复礼回忆到：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日的行军。他在书中写到：“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这种路，攀登尚可，最难得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险万分。尽管红军在危险地带常派人在那儿协助，必要时帮上一把，但大家还是没少摔跤。”
薄复礼在书中还讲到：极端困苦的行程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使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好几次都想冲着看守的枪口扑去，以求了结，但他最后都坚持住了。当他看到红军那面用教堂里的一块油画布做的旗帜上，有一颗星――伯利恒的星。他以为这是上帝的引导，是上帝安排他来这里经受磨难。于是，他和红军战士一起娱乐，甚至打毛衣、翻译外文报纸，并和红军战士进行有神论与无神论的辩论……
在薄复礼眼中，红军几乎总处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境地，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红军的娱乐活动通常安排在傍晚，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时，他们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圆圈，坐在地上，队长就点人出来唱歌，不会唱的就进行摔跤比赛，不论输赢都有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有时候还化妆演戏，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士兵到我的房子里来，向我借帽子，我就把那顶旧毡帽借给了他。后来听说他们要化妆成蒋介石和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参加演出。我想大概戴上我这个外国人的帽子就代表是帝国主义分子了吧。
薄复礼还回忆了他受到红军的优待：“行军路上，一名军官想方设法给我配备了一匹骡子和一个马夫。我的一只鞋子坏了，红军给我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它是刚从一位正在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的。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
1936年的春天来了，此时的薄复礼已经随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长征队伍进入了云南境内。虽然他早已不再害怕这些带着红色标志的人们，但对妻子的想念，对自由的向往，仍令他在行军之中暗自神伤。
薄复礼记得，红军部队到了昆明附近的一天，正在晒太阳的他远远瞧见萧克同他的警卫员走过来，并告诉他一个喜讯：红军准备释放他。
释放薄复礼的日子，红军似乎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准备。那天是4月12日，是个礼拜日，又是复活节。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为他们特殊的朋友薄复礼饯行。长征途中的酒席，远远算不上丰盛，但却给薄复礼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记得萧克将军还亲自给他做了一个“粉蒸肉”。而另一名红军将领却像变戏法一样拿出来一罐咖啡。
红军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四块银元。红军给了他十块。
两天以后，重获自由的薄复礼到了省会昆明。在那里，他重新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海伦，并写下这样的诗句：“感谢‘被捕’，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了世间的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重。为那珍贵的互助，我们洒下深情的泪珠。”
索尔兹伯里从书中知道了薄复礼对红军“劫持”他十八个月的态度后，又跟踪追寻到英国，在曼彻斯特找到了薄复礼本人。索尔兹伯里转达了肖华将军的问候。
1984年秋天，萧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他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这位老朋友。经过多方努力，我国外交人员终于在1985年初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找到了他。薄复礼当时住在英国曼彻斯特，他给我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回了信，并向萧克将军“转达热忱的问候”。此后，英国白城电影公司的辛格和格雷来中国访问，薄复礼又委托他俩将一盘有关他近况的录像带和他出版的两本书带给萧克。
1986年5月，萧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薄复礼，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的事久难忘怀……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薄复礼已经92岁了，不久便去世了。而肖克将军也于2008年10月24日去世。
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传奇故事终于落下了帷幕……
只有当年那座旧州老城的教堂依然矗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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